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

罗念生（1904-1990）

　　1933年，29岁的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，来到希腊，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，修读了雅典城志、古希腊建筑、古希腊雕刻、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，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。

　　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，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“冷门”文学，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。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《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》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。

　　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。在古希腊语中，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。因此，学习古希腊语，只能靠死记硬背，没有语法，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。内容深奥、典故繁多……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，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近六十年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，随时有飞机轰炸、到处躲警报、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，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，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，出版了《希腊漫话》、《芙蓉城》等散文集，以及古希腊悲剧《特洛亚妇人》等翻译作品。

　　1957年，罗念生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中译音，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，六十年来已成为古希腊文中译的权威标准。2004年，在罗念生百年诞辰纪念之际，他生前致力编纂的《古希腊汉语词典》终于面世。

　　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，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――希腊的爱琴海上。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，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，阿波罗神庙所在地――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，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。

他们翻译了整个中国

杨宪益（1915-2009）

戴乃迭（Gladys B.Tayler，1919-1999）

　　杨宪益出生于冠盖缨簪的贵族世家。祖辈一门四进士，父亲杨霁川留学归来后，担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，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。

　　1934年，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最古老的独立学院默顿学院（Merton College），他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，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。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认为，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，“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”。24岁时，杨宪益一口气把《离骚》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。

　　也是在牛津，杨宪益邂逅了未来的妻子戴乃迭。杨宪益晚年回忆说，他爱戴乃迭，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，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。她清新脱俗，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，这在“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”。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，杨宪益也不做它想，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。

　　杨宪益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；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；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，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（译名《石头记》）一道，成为西方世界最受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……

　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，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,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。

　　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。有人说他“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

人淡如菊译和歌

丰子恺（1898-1975）

　　1921年初春，丰子恺于前往日本学习美术，在东京的图书馆里，他第一次读到了日本文学巨著《源氏物语》。

　　《源氏物语》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故事涉及三代人，四朝天皇，经历70余年，出场人物440多人，穿插近八百首和歌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，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。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，不拘泥于词和句；强调译诗要传神，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。

　　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，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，读起来流畅，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。

　　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《源氏物语》，经过四年才完成，因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，一时洛阳纸贵。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《源氏物语》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，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、周作人等人的帮助，“丰译本”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，不仅是国内第一本《源氏物语》的全译本，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。

融汇古今，跨越东西

杨绛（1911-2016）

　　20世纪40年代末期，杨绛（她的翻译作品，大多署名杨季康）的兴趣转向了翻译。1948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《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》，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。

　　1957年，杨绛接到翻译《唐吉诃德》任务，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。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，仔细对比后，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。于是，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。1961年才着手翻译，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，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这个译本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。迄今印刷近100万套。

　　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，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。而且，她还认为，读者对译本的要求，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。因此，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，十分注重描摹细节。

　　《堂吉诃德》的译文，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，后经杨绛认真的‘点烦’，才减到七十多万字，这样文字“明净”多了，但原义一点没有“点掉”。

　　“点烦”二字是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，意思是对文章要删繁就简，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。把史学编纂中的“点烦”要求，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，恐怕也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“两栖”学者才深谙此道吧。

没有他，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

傅雷（1908-1966）

　　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连伽利略、服尔德、巴尔扎克辈都不免，何况区区我辈！……老话说得好，是非自有公论，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。——《傅雷家书》

　　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，傅雷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，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、伏尔泰、杜哈曼、梅里美等人物。人们说，“没有他，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。”

　　傅雷不仅是个“文艺家、翻译家”，更是个“政治家，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”。很显然，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，必须表明文化立场、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傅雷是难以逾越的，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，它作用于文学，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。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，通过文化交流，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。

　　在傅雷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法语翻译家之一许钧看来，“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，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。”

　　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，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。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，至今无人能够代替。今天，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，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。但论综合成就，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，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。

没留过洋，却翻译了几乎全部莎士比亚

朱生豪（1912-1944）

　　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时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。那时，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，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，朱生豪怒而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“民族英雄的事业”。

　　“很多人不相信，这部优秀的译作是一个从来没有出国过的人翻译的。”朱生豪一生，北面没有过长江，南面没有过钱塘江。而且，手上只有两本英文词典。

　　因为时事纷乱，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，不得不从头来过，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。1944年12月26日，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。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，就撒手人寰。他最大的遗憾是“早知一病不起，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。”

　　但是，他用他短暂的生命，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，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。

　　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的，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，译笔流畅，好像是高山飞瀑，一泻千里，读之琅琅上口，绝无佶屈聱牙之弊。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，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，而现在的人翻译一个剧本难以看翻阅十本书。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，消耗的是他22岁-32岁这样充满才情、诗意、热情、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。非常了不起。现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译，以为有经验了，但这时候却很难做到莎士比亚想象的那种境界。

中国的“契柯夫”

汝龙（1916-1991）

　　对于文学爱好者，特别是外国文学爱好者说来，一提到巴尔扎克，就自然会想到傅雷，一提到莎士比亚，就自然会想到朱生豪，一提到托尔斯泰，就自然会想到草婴，一提到福克纳，就自然会想到李文俊，而一提到契诃夫，就没有不会想到汝龙先生的。

　　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小说的专家，他的英文和俄语都是自学的。他最大的成就是以个人之力，花费毕生精力，几乎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。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。契诃夫那种感觉——那种悲悯的、轻灵的、忧伤的、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。还有一种俏皮、聪明、绝妙的短句子，也非汝龙不可。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，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，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，才能去译，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。

　　巴金说：“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，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，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。”

　　其实，在汝龙先生之前，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契诃夫。包括把契诃夫当作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，瞿秋白、耿济之、曹靖华、金人、张友松、赵景深、王西彦、彭惠、徐培仁、荆斯勋和华林等人。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却成绩最大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实在不容易也算相当幸运。